第五章（10 / 27）

供职。”说着，他起身长揖致谢。

“这才是。”阮元又说，“《礼记》是府上的家学，你在礼部，大可发挥，不可见异思迁。”

“是。”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，“联号的风波，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，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——”

“不，不！”阮元连连摇手，“恰好相反，我蒙先帝成全，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。”

原来刘凤诰那一案，阮元以“止知友谊、罔顾君恩”，因徇庇而革职，召回京师，仁宗复赏以编修，在文颖馆行走，等于从头干起。因为有此蹉跎，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。但阮元却另有想法。

“定庵，我在先公下世，闭门读《礼》的时候，自忧不寿，因为年未三十，出任封疆，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，但盛极必衰，自然之理。嘉庆十一年，我三年之丧，守制还不到一年，就有恩诏，派我署理福建巡抚。我亦知道海盗猖獗，墨绖从军，移孝作忠，夺情亦是分所当为，但自忧太盛，坚卧不起。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。”

由阮元所说的“天恩祖德”，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。“天恩”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，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，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；再下一年翰詹大考，因为《眼镜》诗善于颂扬，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，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；五十八年升正詹，放山东学政，前后仅历四年。

所谓“祖德”，是阮家祖宗积德，但传闻异词，要听阮元自己说了，方知其详。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，乾隆初年，官拜湖南参将，其时湖南有苗乱，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。有一处苗众上千人，缴械投降，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。阮玉堂以“杀降不祥”为理由，以死力争。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，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，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，但阮玉堂怡然自得。不久，殁于任上。

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，但据阮元自己说，他的父亲阮承信，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。阮玉堂身后萧条，而阮承信甘居贫贱，洁身自守。有一年在一处渡口，捡到一只箱子，异常沉重，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，打开来一看，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，箱中还有一道公文，是专差解送税款。阮承信心想，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，可能会出人命，因而错过渡船班次，一直守候至黄昏。

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，阮承信拉住他一问，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，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，也不说姓名，自顾自扬长而去。

阮承信并无功名，所以一直以“老封翁”的身份，随儿子到任上，接受供养。在山东时，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，年纪与阮承信相近，过从甚密，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：“小女可配衍圣公，请老兄做媒！衍圣公的姐姐，可为令郎的继配，我做媒。”这三家两门亲事，很顺利地成功了。

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，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，未几病殁。嘉庆四年，追论湖南教匪初起，毕沅失察贻误之罪，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，因而抄家。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，虽爱才下士，但操守不佳，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，以致下场甚惨，深以为鉴，在浙江时，便将阮元管得很严，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。

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：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；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、山东、两湖五省。这两项情况，在他以前，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；但第三，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，这在明清两朝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
可是毕沅虽未主试，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，敬重文人，唯恐不及，不论是在西安、开封、济南、武昌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，优礼名士。

谈到毕沅，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“乾嘉朝士”，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，就不会有那么多“意气飞扬”、可傲王侯的名士。但毕沅身后，毁誉不一。阮元久任督抚，凡是毕沅旧治之地，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，见闻真切，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，谈锋极健，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。

原来毕沅字秋帆，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，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。他之得以大魁天下，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，因为毕沅的书法，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，但以殿试前夕，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，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、回部，奏请在伊犁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。长夜无事，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，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，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，大致了然于胸。第二天金殿射策，四道策论题，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，毕沅现贩现卖，敷奏详明，高宗大为赏识，在进呈的十本之中，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，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，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。如果毕沅生在今天，不但不会冠冕多士，以他的书法，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，连翰林都无份。

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，亦以服官西北起家，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，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，始终不离陕甘两省。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，其间